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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叶凯蒂《上海·爱》:再现晚清上海和名妓文化

信息来源:外滩画报    添加日期:2014-03-17

《上海·爱》:再现晚清的上海和名妓文化

水印木刻版画《照相馆名花留影》,勾画了名妓照相的场景。

    叶凯蒂是个混血儿,这充分体现在她的高鼻深目和高挑身材,与没法再标准的京片子的奇妙混搭上。京片子甚至多少影响到了她的英语发音,比如说 courtesan 这个词时,她的卷舌音就重得有些夸张。courtesan 正是《上海·爱》——她第一本被译成中文的学术专著——的主题,翻译过来就是指晚清上海的“名妓”。不过 courtesan 和“名妓”之间的对译虽然得到叶凯蒂的首肯,但她自己也觉得并不是很精确,只是一时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译法了。

    这个出生并成长于北京的美国人,却对上海情有独钟,一聊起有关老上海的各种话题就手舞足蹈兴奋不已,还主动提起老公鲁道夫·瓦格纳是德国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权威,最近的课题是上海滩神秘人物——《申报》和《点石斋画报》的老板美查。而她自己正在加紧进行的课题“四大名旦”,也与上海关系至深。

    作为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叶凯蒂主要的研究领域是 19-20 世纪中国文学、媒体与视觉文化。她坦承自己一开始并不想走学术研究这条路,最大的喜好可能是导演,“给学生导戏特别有意思,我发现那是我真正的才能”。有时候她会让学生演中国戏,比如在德国,她曾经导过一出京剧《花打潮》,虽然用了一些京剧乐器,但基本上是用说白的形式。“有意思的是,如果你做导演,你对文本有一个解释,你告诉演员,你希望他们怎么表现,而演员有自己对你的理解和自己对文本的认识,实际上是把文学批评放在最高的位置,是群体的批评,最后的结果很有趣。”

    《上海·爱》这部足足花费了七八年心血的专著,或许是她到目前为止将社会理论、性别理论,与媒介研究、视觉文化研究融合得最成功的作品,以一位女学者特有的敏感与同情,审视了名妓与上海这座城市现代性的关系。可以说,这本书的优缺点皆由此而来。

    一方面,叶凯蒂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资料馆、档案馆及私人收藏中发掘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照片、插图和其他视觉资料,并引用了不少罕见甚至孤本旧籍,生动地展现了 19 世纪后半叶处于转型期的上海以及依附于它而兴盛起来的名妓文化。“十里洋场”、“冒险家乐园”等等上海想象,如今已近乎陈词滥调,叶凯蒂通过对开埠后一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段时期上海租界生活更广阔和深入的研究,将彼时的上海想象更多定位于不那么“洋味”的“大观园”与“蓬莱仙岛”。名妓们既是将西洋生活方式以至现代个人意识展示并引进上海的媒介,也是“职业应酬专家”。这些都是颇具新意的视角。

    另一方面,关于上海妓业,此前汉学界已有安克强的《上海妓女:19-20 世纪的卖淫与性》及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 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两部重要著作(均已出版中译本),叶凯蒂试图切入的角度明显拉开了与两位“男性”“正史”学者的距离,而采用了更多后现代的史学方法,更强调图像与文字中“想象”的作用,而不是社会经济运作与阶级、阶层分析。这种方法的好处自然是可以大大拓宽视野与思路。从前的“旧上海”历史叙事充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话语,人们早已腻烦,或许是矫枉过正,现在对于同一主题,从李欧梵的《上海摩登》成为畅销书以来,强调“现代性想象”成为主流。叶凯蒂的学术脉络显然与李欧梵相近,而对名妓这个群体光鲜生活之下沉重的阴暗面,她坦言已经有人做了深入研究,自己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然而你可以不把它作为写作主题,但若对社会压迫和经济剥削完全视而不见,就很可能会导致眼光彻底“审美化”,导致“文化”与“想象”都趋于空泛。比如叶凯蒂会认为妓女与大家闺秀所遭受的压迫与痛苦是无法比较、衡量的,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显然是过于强调主观感受与想象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的结果;再比如,《上海·爱》中极力通过各种生活细节展现名妓自由与个性的一面,但是如果将“想象的逻辑”贯彻到底,这又何尝不是她们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想象呢?她们固然比在老城厢卖唱的人们光鲜,但这光鲜背后难道不是更强有力、更无远弗届的资本的力量?

    B=《外滩画报》Y=叶凯蒂

    视觉文化与晚清名妓

    B:《上海·爱》据说是在海德堡写的,为什么选择那里?

    Y:因为我丈夫瓦格纳在那儿。我在那儿的时候就开始收集小报,那里可能是收藏中国报纸最全的地方。瓦格纳收集得更多,我只是做娱乐方面的。他是汉学家,什么都做。主要是思想史,中国翻译出版过他的《王弼<老子注>研究》。

    B:你们写书时相互间会交流吗?

    Y:那当然啦。每天晚上我们都要说说自己的新想法是什么。

    B:会有交锋?

    Y:交锋。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我是比较激烈的人,所以他不会,我会。

    B:比如在写《上海·爱》的时候,他有没有提过什么具体意见?

    Y:他蛮鼓励我的。我不是做历史的,一直做文学,然后戏剧,写这个书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因为我没有受过史学训练。但是我的出发点是,我们写史总是大人物、大事件、重要书籍,而我想的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所谓价值观到底是怎么变化的。我觉得文化的成分,特别是娱乐文化的成分非常重要,这是我写这书的初衷。现在的史学和文学,把娱乐文化整个忽视了,我觉得其实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娱乐文化不但起了调节的作用,而且把新的文化以温和的形式带给大家。现在中国的经济改革那么多年了,其实有点重演了当年的变化。娱乐上升到那么重要的地位,其实是为了调剂各种不平衡,应对新的价值观的进入。这方面我们缺乏研究。瓦格纳现在研究的是《申报》的创始人美查,这是个神秘的人,很少有关于他的资料。所以瓦格纳在英国伦敦待了好多个月,翻报纸,找了不少资料。我们俩做的不一样,我对视觉文化非常重视,他对古代文字啊等等更感兴趣。

    B:最早是怎么想到做这个题目的?

    Y:最早是因为博士论文写的是《孽海花》,它的中心人物是赛金花,为了要研究赛金花,我就找到了许多和当时名妓有关系的材料,一大堆,在论文中没用到。我看这些材料觉得蛮有意思的,最早想到的就是家具,我的书第一章,就是物质文明的引进,我就这么进入的,慢慢书才成型。后来我研究四大名旦,又是通过这本书结束,名妓的情人都是戏子,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名妓如何创造了现代性的爱情。比如空间—古时候哪有空间和时间自由恋爱啊,大家闺秀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性。其实我原来并不想只是研究旦角,而是想研究明星文化的突起。

    B:明星文化的研究,伏线可能在《上海·爱》这本书里就已经埋下了。

    Y:对了,有一章就是关于名妓作为明星,小报把她们炒起来,是一条线下来的。但我发现四大名旦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他们和民国政治人物、媒体、写的新戏以及京剧的整个改造关系极为密切,这些都是以旦角为核心的,材料也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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